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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外国名歌200首》  

2011-04-11 00:20: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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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彪

        引子: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文艺舞台的萧条与冷寂,以及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俄罗斯歌曲的一花独秀,文艺工作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文化开放的姿态,音乐出版社从世界音乐宝库中精选了一批佳作,编印了一本普及性的歌曲集《外国名歌200首》(以下简称《200首》),后来又出版了它的续编,一些著名的艺术家登台演唱其中的精品,一时风靡全国,长达半个世纪,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仍在悄悄地传唱。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由中国图书商报和中国出版科研所联合主办的新中国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评选活动,经过专家学者、出版人、读者和网友两年的共同推选和反复推敲,“600本书”入选名单在国庆60周年前夕揭晓。这600本书,都以不同姿态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在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200首》入选其中并列为音乐戏剧类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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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版的48开袖珍本《200首》和1961年版的续编定价分别是5角5分和5角8分。现在就是这两本最珍贵、最难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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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版的《200首》没有前言,只有编后记。那时候的纸还很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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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出版《续编》时“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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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再版《续编》时的 "修订版序"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音乐出版社是打算再出一本《200首新编》的,后来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如果出版了,那《200首》这套书就应该是3本了。
 
 ※     ※     ※     ※     ※     ※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曾看到同学家有本《200首》,有时他妈妈拿着它唱里面的歌,我觉得非常好听。上中学时,我从同学小贝那里借了一本48开袖珍本的《200首》,后来又不知从哪里又搞到一本《200首续编》,一发不可收拾地学唱起来。文革开始,我也烧了家里不少书和老唱片,但唯独这两本《200首》被我隐藏起来。后来小贝向我索还,我说烧了,他如释重负地说“得亏你烧了,不然造反派抄我们家时父母就又多了一项罪过”。他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文革中没少挨整。我骗了他,虽说良心过不去,但还觉得是帮了人家一把,渐渐心安理得起来。有了这套《200首》,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居然能一边大唱语录歌,一边在没人时高声来上一段《连斯基的咏叹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什么的。在“逍遥时期”,我和哥们儿们经常在一起唱《200首》和三十年代的老歌,那个时候我们便知道了黎锦辉、黎锦光、陈歌辛、陈蝶衣等,也都很喜欢周璇、白光、姚莉、张帆、王人美、黎明晖等人唱的歌,这些歌至今流传,已成为经典。

 1968年12月,当我即将登上赴山西插队的火车时,我向前来送行的小贝说那本《200首》没烧,就在我的行李里,他愣了一下,然后小声对我说“那就当作礼物送给你吧,跟别人千万别说是我的”。此后,我们各奔东西,也失去了联系。这套《200首》就跟着我辗转在农村、“五七”干校、企业、机关几十年。如今已经纸黄发脆,缺页少张,封面都没了,惨不忍睹。在插队知青中谁要是有《200首》,那是很受尊敬和推崇的,大家都忙不跌借阅传抄传唱。我的《200首》也不例外,以至于伤痕累累。《200首》几乎涵盖了人类的所有感情,知青们在“受苦”(老乡管干活儿叫受苦)、快乐、憧憬、惆怅、迷惘、痛苦、消沉、思念、恋爱时总能准确、贴切地用上《200首》里的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受苦”中,人拉犁是最累的活儿之一,村里生产力低下,牲口比人金贵,队上舍不得用,就让我们拉犁,当然也搭上几个村里的后生。刚开始拉还没觉得什么,大家还有说有笑,不一会儿就没声了,只有大口喘息,肩膀被勒出了血印子,步伐散乱,鞋子被玉米茬扎破了。几趟下来,腿肚子抽筋,嗓子冒烟,还有甜丝丝的感觉,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在往上涌。第二天,在拉犁时突然有一个熟悉的音符、一个旋律在耳边响起——“哎嘿哟吼,哎嘿哟吼,拉完一把再来拉一把”。 啊!是《伏尔加船夫曲》,我脱口唱出来,知青们一听马上附合。说也奇怪,这首歌压抑低沉的小慢板节奏与我们拉犁迈步的频率竟是一样的,我们和着它,脚下的步伐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坚定,每个人脸上流淌的不仅是汗水,更是那“受苦”中的无奈、凝重和坚韧。这使我想起了以前曾看过的一幅列宾的批判现实主义油画杰作《伏尔加纤夫》,一群蓬首垢面、衣衫槛楼、套着绳索在拉船的纤夫,他们“受苦”的神态各一,令人震颤。画中间有一个少年,看来是初加入这支行列,他正在调整压在自己肩头那根勒痛了皮肤的纤索,他那还未晒黑的皮肤,紧蹙的眉头告诉人们,这种“受苦”对他来说是太重了。在他颈上还挂着一只十字架,那是父母给孩子的信物,祈求上帝能保佑他路上平安。列宾在这个新的受压迫者身上似乎要找到一种希望,那就是要抗争。虽然我们和那个时代、社会、遭遇不同,但“受苦”的感受却是若合一契。就这样我们坚持拉到春耕结束,虽然人累得都走了形,但我们对人生有了新的认知。队上为了犒劳我们,特意给我们知青点分了一块猪肉,那是我们到村里后第一次吃上肉。队长说整个村子老乡一年也吃不上一顿肉,也就是你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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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宾的《伏尔加纤夫》

       

          1971年初,交通部 (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 “五七”干校根据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开始办理本系统干部在外地插队子女来干校落户的工作,我带着我的《200首》离开了山西,来到了位于河南息县的交通部“五七”干校,成了一名“小五七战士”,实际身份还是知青。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的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青。我就是这5千名知青中的一个。

        “五七”干校不比农村,在农村我们可以引吭高歌《200首》,没人管,老乡也听不懂,甚至老乡唱的“酸曲”比我们唱的爱情歌曲要“黄”的多,人家一上来就唱“拉手手亲口口”。在“五七”干校可不行,那里是桎梏思想的“牢笼”,人们都虔诚地行走在劳动、思想改造的“光辉的五七道路”上。干校是按军事化管理的,体制是按校部、连、排、班编制,知青被编在各连青年排,排长都是比较年轻的下放干部,思想都很“左”,对知青管理严格苛刻。干校作息时间也是按军队模式,每天早晨6点用高音喇叭播放起床号,跑步、操练后以班为单位进行“天天读”,7点半吃早饭,然后列队打旗唱着语录歌、喊着口号去干活。干校也知道我们这些知青“头难剃”,一来就对我们约法三章: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谈恋爱。恋爱都不行,那反映爱情的歌曲当然就更不能唱了。别说唱充满生活气息的中外名歌,就是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招致批判。我在一次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上(干校党团组织竟然健全,我在那里入的团)有一位学员就因为稍微表示了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后,他的政治生命就此中断。

在物质生活上,“五七”干校确实比在农村插队时强多了,有农业、机械、汽车、饲养、粮食加工连队,自给自足,吃饭不要钱,每天有肉吃,每月还能领取20元生活费,但是每天早上的“天天读”、白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晚上的斗私批修的生活实在是枯燥乏味,文娱节目除了样板戏没别的,于是我们便悄悄地唱起了《200首》,我那残破不全的《200首》又发挥了作用。和我同屋的知青小H也有一本《200首》,但他不怎么喜欢唱歌,也极少翻动他的《200首》,平时就压在箱底,歌本竟有八成新。他见我的残破不全,就把他那本送给了我,我那高兴劲就甭提了,直夸人家够仗义、够朋友、够哥们儿。在干校知青圈子里,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好唱歌的自然聚在一起,在野外没人的地方一首接一首快乐地唱着《200首》里的歌。我还掌握了一些歌的二声部,比如《小路》,几乎所有人都会唱这首歌,但会唱它的二声部的却如凤毛麟角。我喜欢用它的二声部,当有人与我二重唱这首歌时,他们会十分惊讶原来这样唱是如此动听。尽管它的二声部并不难掌握,但绝大多数人却从不去触碰它,以至在我的圈子里只有我会二声部(至今如此),于是大家都喜欢和我一起唱。同时还有《滔滔的德涅泊尔汹涌澎湃》、《朋友》、《深深的海洋》等里面的二声部我都会,使得这些歌大放异彩,我们唱得十分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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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稻田里用齿耙(形状颇像挠痒的“老头乐”)疏苗,我们戏称这活儿是“挠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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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饲养班喂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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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班全体知青。
      

        干校最累的活儿是插秧,弯腰踩在冰凉的水里,两手左右开弓,一手分秧一手插秧,将秧苗一棵棵、一行行卟卟地插下去,一天下来满身泥水,累得回到宿舍湿糊糊冷冰冰地一头扎在床上就睡。很多知青落下了病,我的腰肌劳损就是在那里得的。因为要抢时令,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将秧插完,干校提出“手拿秧苗,心向革命”、“不插懒汉秧”(将胳膊肘架在膝盖上)、“50米不抬头、100米不直腰”、“怕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口号,大家拼命干,平均每人每天能插两亩地,已远远超过农村的壮劳力。你不是怕蚂鳖(蚂蟥)吗?那就专门让你去拔秧,那里蚂鳖最多,人赤腿坐在秧凳上拔秧,移动速度不快,很容易遭到蚂鳖的袭击。天生怕虫子的女知青们被叮得乱拍乱叫,育秧田里惊叫声此起彼伏,这活儿是没法干了。不知是谁唱了一句“河里水蛭(蚂鳖)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哟,妈妈》),下面的词不敢唱了,但就这一句,大家都会心的一笑,再加上采取了集体发明的用塑料布绑腿的招儿,情绪很快稳定下来。排长一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在大田插秧的知青们的腰累得真是快断了,也是不知是谁直起腰仰天长啸了一句“你看那这匹可怜的老马”(《三套车》),他故意唱得含混不清,但韵味十足,大家就像听京剧那样地叫好,这种叫好只有北京人叫得出来。晚上斗私批修时,排长阴森地让大家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但他又抓不住什么把柄。

      在收获季节,晾晒稻草不是太重的活儿,没“外人”时,我们欢快地唱起了加拿大民歌《晒稻草》。这是一首有意思的小快版的爱情歌曲,唱的是一对恋爱青年和女方妈妈在晾晒、运送稻草,有妈妈在场俩人总感不方便,然后找借口设法让妈妈坐上马车的稻草堆上,俩人得以并肩坐在赶车台上快乐向前。这也是首二声部的歌,很好听。远处出现了“外人”的影子,《晒稻草》换成了《丰收歌》。

 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我路过一片6连的麦田去邮局,四周没人,远远听见麦田里有人唱歌,那情景很像俄罗斯民歌《夏天的田野》中的一幕。仔细一听是《蝴蝶夫人》中的《当晴朗的一天》,完整准确,音色优美,充满感情。原来是一女知青在唱,当唱完最后一句“一定来临”时,我似乎看她在擦眼泪。我很震撼,受到她的感染,我也学会了这首歌(在《200首续编》)。改革开放以后,我看过听过不少《当晴朗的一天》这首歌的演唱,往往演唱者只是为了完成她们的任务,技术上虽没问题,但没有用心去唱,打动不了人。像干校女知青那样的情感真执,久违了。以后几十年便没有再见到她,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时便想起了干校晴朗的那一天。

 经历了“九一三事件”后,历史进入了1972年,全国政治空气好了一点,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们知道了美国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当时周恩来总理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尼克松,演奏的宴乐曲目有中国的歌曲、也有美国的歌曲。美国的歌曲是《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堆里的火鸡》等,这些曲子在美国很流行。挑选排练这些曲子时,遭到了江青和她的文化部爪牙的反对,周总理几经耐心说服讨论才最后确定下来。周总理亲自观看军乐团的排练,只见队伍整齐,军容威严,吹奏熟练,乐曲十分动人。这些军乐团演奏员从文革以来,每天演奏的就是那么几个曲子,突然一下演奏轻松愉快、大有异国风味的美国歌曲,都有一种新鲜感,都十分兴奋,因此演奏时表情也很丰富动人,周总理对此十分满意。总理勉励大家:“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演奏得十分动听。尤其是《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堆里的火鸡》这两支曲子是尼克松总统就职时他亲自挑选的,你们是用自己的乐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服务。” 演奏员们听了总理的表扬,个个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更加认真地演练起来。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这也许是尼克松见过的最盛大的国宴,在可以检阅仪仗队的宽阔的宴会大厅里,排满了宴会圆桌。乐队奏着《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堆里的火鸡》。周总理把一杯茅台酒倒在一个盘子里,点燃它,盘子里燃起了蓝色的火焰,最后火焰熄灭,盘子里滴酒不剩。尼克松早就知道,茅台酒是中国的国酒,曾于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得过金奖,今日一看周总理的表演,感到此酒果然名不虚传。他和周总理频频干杯,听着《草堆里的火鸡》这支他最喜欢的歌。尼克松非常高兴,敬酒时特意到乐队前表示感谢。通过这次国宴,尼克松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细心和强有力的、尽善尽美的组织安排,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伟大和广阔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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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频频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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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乐团演奏着《美丽的阿美利加》、《草堆里的火鸡》等美国乐曲。
          
        在《200首》中也有一些美国歌曲,如《苏珊娜》、《老人河》、《深深的河》、《骊歌》、《乔·黑尔》、《尼尔和我》、《马车从天上下来》、《我的肯塔基故乡》、《今晚露营》、《梅姬,当你和我年轻的时候》、《把我带回维基尼故乡》等。尼克松访华后,这些歌曲在我们中间很快风靡起来,也使我们的会唱歌库又丰富了许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梅姬,当你和我年轻的时候》这首歌(在《200首续编》),当时只觉得它曲调优美动人,有些伤感,唱起来有让人鼻子酸酸的感觉,多年以后才知道它的故事。100多年前,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汉密尔顿,风度翩翩、颇具才华的教师詹森爱上了他的学生梅姬,并订了婚,但此时梅姬正被肺结核疾患折磨着。梅姬的病逐渐加重,忧心忡忡的詹森漫步登上山岗,俯瞰山下碧绿的原野,感慨万千,便写下了一首诗《梅姬,当你和我年轻的时候》,字里行间倾诉着他对梅姬无尽的爱恋,并祈盼能与梅姬幸福生活,白头偕老。这首诗也登在了《枫叶》诗集里。有情人终成眷属,梅姬也随着已成为记者的詹森在美国各地辗转。婚后七个月,梅姬不幸因斑疹伤寒去世。美国作曲家巴特斐尔德读了《梅姬,当你和我年轻的时候》这首诗后,被诗中诗人所流露出的真挚情感打动,含着热泪为这首诗谱了曲并出版歌页。第一个唱这首歌的是梅姬的妹妹伊丽莎白。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结束,身处风雨飘摇乱世的人们渴望温暖和真情,《梅姬,当你和我年轻的时候》很快风靡美国,成为欧美乃至世界最流行的歌谣之一。至今在汉密尔顿还存有梅姬的故居及詹森的墓碑。两人的爱情传奇和那首《梅姬,当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传唱着,也一直感动着世界。如今我再唱这首歌时,往往是哽咽着唱不下去……

 身处风雨飘摇乱世的人们渴望温暖和真情,诚然,身处“文化大革命”劫难的人们更渴望生存和安定。从农村来到“五七”干校后,我们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对未来既有憧憬又充满惆怅。此时我们的心绪是忧郁的,忧郁就要抒放,而具有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忧郁风格的歌曲,与我们的心绪若合一契,于是众多俄罗斯歌曲成了我们的最爱。这里除了典型的“印痕”效应(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十几年里,我们所能听到的外国歌曲,所能看到的外国电影和美术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苏俄的,成为了我们的印痕)外,来自高纬度深邃的天空,来自辽阔无际的草原,来自漫长严寒的冬季,来自苦难的东正教救赎精神,来自十二月党人对沙皇专制的反抗及被镇压的俄罗斯式的忧郁,深深震撼着我们。一位朋友说的好:“这种忧郁,不是忧伤也不是低沉,而是当命运直面历史变革时的抉择。这是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既有对此岸世界的热爱,又有对彼岸世界的敬畏。这使得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文化,显得那样深厚”。即使是爱情歌曲也是忧伤而不消沉、伤感而不颓废,骨子里总是透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深情地唱着包括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歌曲。老知青歌友李立春说:“不要以为我们爱唱苏联和俄罗斯歌曲就是为了怀旧,其实是这些歌曲所传递的精神力量让人不能忘怀,它使我们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仍然微笑着面对生活。”

1972年4月,在《人民日报》刊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后,全国“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1972年夏天,交通部“五七”干校通知全校几百名北京知青统一分配到武汉铁路局工作,大家兴奋异常。当时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还是河南农村户口,不能随父母回京,尽管有些遗憾,但必竟这回是有了武汉大城市的户口,必竟是有了正式工作,必竟是改变了命运。晚上会餐,干校破例加了酒,我们大声唱起了《200首》中的《我们举杯》、《饮酒歌》等,此时已没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许多知青都喝醉了。

 同屋的小H没和我分在一个单位,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里,他感受到了《200首》的魅力,开始后悔把他那本《200首》送给了我。在将要分手时,他向我索要他那本《200首》。我一边还给他,一边心里说“真不够仗义、真不够朋友、真不够哥们儿”,以至分别后我再没和他联系过。现在想想倒是我小肚鸡肠,是我把人家领入了《200首》的艺术殿堂,当人家开辟了鸿蒙,需要继续充实自己、需要更多的歌曲相伴时,我应该主动把书送还给人家,让更多的人乘着歌声的翅膀飞翔。另外,我不也是还赖着中学同学小贝一本《200首》吗?其实不够仗义、不够朋友、不够哥们儿的是我!

  我和60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武汉铁路局机床修配厂,我很高兴平常一起唱歌的朋友也都来了。当时,在“四人帮”及其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的把控下,人们说话仍很谨慎,也不敢随心唱那些老歌,我们也只能在宿舍里悄悄地唱我们的《200首》。和我住一屋的老葛居然从在武汉的亲戚家借来一部手摇唱机和一些唱片,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一遍一遍地听,又学了好多新歌,如古巴歌曲《芒比》等就是在那时学会的。我们在武汉工作生活了好几年,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可以比较公开地、自由地唱《200首》了,真正感受到了祖国的春天。在武汉工作的北京知青陆续调回了北京,在我离开武汉的时候,我手中的《200首》已面目全非,我不知道将来如何面对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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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破的《200首》和续编,至今我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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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细心用透明胶带粘贴,但仍经不住岁月的摧残。

 

    回北京后,听说小贝早已移居到美国,多少年了也没联系,他的那本《200首》在我手里也已破败不堪,就像《夏天最后一朵玟瑰》。我发誓一定要搞到一本完好的《200首》还给他,可是谈何容易!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和浩劫,《200首》存世已经不多了,相对保存完好并能成套的更是凤毛麟角。进入新千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在《200首》中断出版40多年之后,重新出版了32开本的《200首》(修订版),除调整了个别已不合时宜的曲目外,绝大部分保持了原汁原味。此后,它6次再版印刷,仍供不应求。《200首》的重生,归功于当年的音乐出版社外国音乐编辑室主管(1958、1962年版《200首》的主编)、后任社长的黎章民先生。2001年,《200首》及续编(修订版)印发,封面主编的署名是章民,就是黎章民先生,此时他已经是78岁的老人了。现在喜欢外国名歌的人包括年轻人越来越多,《200首》(修订版)也不容易买到了。新版《200首》都如此,就更别说已成文物收藏级的老版《200首》了。我一直不断寻觅,然一无所获。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我在潘家园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一套品相还算完好的《200首》(见开头篇图片),我真是欣喜若狂。经与摊主讨价还价,最后以90元成交。摊主说他刚刚从朋友那儿淘换来就让你赶上了,多少人都在打听,这东西现在没地儿找去。我想方设法找到小贝,通过博客联系上,他说已不记得以前的那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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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章民先生在《200首》(修订版)编后记中特意提到知青传承《200首》的作用。

 

  1994年11月初北京广播电视报上刊登出一条消息,大意是:凡是有《200首》和《200首续编》两本书的同志,都可以参加北京电视台国际部11月26日在王府井外文书店二楼举行的《200首》精选磁带的首发式,并得到首次发行的精选磁带2盘。当时我在外地出差没去成。后来听说那天的场面非常感人,来了很多人,都带着这两本《200首》。按北京电视台的要求每个人还都写了一篇千字左右的短文,题目是“歌声中的回忆”。虽然大家经历不同,但每一篇文章都含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有的人提议:既然我们大家这么喜欢唱歌,喜欢唱苏俄歌曲,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继续唱呢?提议得到热烈响应,在场的人自发成立了“名歌之友合唱团”。合唱团的宗旨是《200首》中苏联歌曲《我们——青年人》中的一句歌词:“在这里我们度过愉快时光”。这个合唱团至今仍在活动,多次演出获得上佳表现。

  2001年1月25日晚,我观看了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重新演出《古典与时尚—外国名歌200首音乐会》。这次音乐会首选的曲目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走向湍急的河旁》、《海港之夜》、《神圣的战争》、《伏尔加船夫曲》、《三套车》、《红梅花儿开》、《黑龙江的波涛》、《马丽诺之歌》、《不要责备我吧妈妈》、《西波涅》、《负心人》《在路旁》、《故乡》、《索尔维格之歌》、《五彩缤纷》、《乘着歌声的翅膀》、《乔治参军去》、《苏丽珂》、《老黑奴》、《饮酒歌》、《重归苏莲托》、《我的太阳》、《爱情圆舞曲》、《今晚露营》、《桑塔露齐亚》、《哎哟妈妈》、《铃儿响叮当》等。这台音乐会使几代人从优美的旋律中追忆着青春的美丽,领悟着人生的真谛。

从1999年到2002年,我曾多次观看了北京“卡林卡”(俄语雪球花的意思)合唱团的演出,他们是北京专门演唱苏俄歌曲的业余合唱团体,是由教师、医生、记者、军官、机关干部组成,许多人有插队、下厂的经历,粗通俄文。他们大多是学生时代学校的文艺骨干。后来,飘落四方,聚首故里时已是人到中年。最能拉近他们的心灵的,就是伴随他们成长的苏联及俄罗斯歌曲。发起人是当年毕业于北京101中学、哈军工高材生钱光剑(“卡林卡”合唱团团长)等人,他们精益求精,力求演唱“原汁原味”,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他们曾应邀在北京音乐台“音乐收藏家”栏目演出已沉寂了多年的苏俄歌曲,唤醒了亿万听众尘封的记忆,音乐台三个热线电话被打“爆”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也介绍了他们,媒体对他们进行了40多次报道,特别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俄罗斯奥斯坦基诺电视台的报道使他们声名远播俄罗斯。1995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向“卡林卡”合唱团颁发了荣誉证书,并授予共和国勋章,表彰他们对传播俄罗斯文化和推动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突出成绩。1999年春节,他们还应邀去俄罗斯驻华使馆演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卡扎诺夫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的活动也得到了著名音乐学家和翻译家薛范先生的力挺。

 薛范先生1934年9月生于上海,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许多人也许不知道,我们耳熟能详的《200首》中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员之歌》、《红河谷》、《友谊地久天长》、《雪绒花》以及近年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等歌曲都是薛范先生译配的,可以说歌曲比薛范更有名,他隐在歌的背后。50年来,他译配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2000多首歌曲,其中俄罗斯歌曲近800首、电影歌曲400多首,是俄罗斯歌曲的资深权威翻译家,是我国目前惟一专职从事外国歌曲翻译、研究和介绍的专家。是他,架起了一座中国与世界用音乐交流情感的桥梁。2岁时的小儿麻痹让薛范永远与拐杖和轮椅结伴。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去克服身体的不便,依次上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1952年,薛范考进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然而,新生报到时,校方发现他下肢严重瘫痪,断然将他拒之门外,面对这巨大的打击,薛范却不气馁。他在家跟着广播学习俄语,并一有机会就去电台。1953年,上海的《广播歌选》杂志发表了薛范翻译的第一首前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两年后,他翻译的《苏联歌曲集》、《西方古典歌曲集》、《西洋古典歌曲集》和三集《苏联歌曲汇编》相继出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并于1957年发表了堪称经典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达到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他不得不停止了对前苏联歌曲的翻译,而把目标转向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歌坛。他以极大的毅力自学了英、法、日等国语言,以及外国音乐史、作曲理论和音乐作品分析等知识。他还撰写、出版了《怎样欣赏苏联民歌》、《摇滚乐史话》等外国音乐研究专著,进入了全面研究和传播外国音乐的新阶段。鉴于他对俄中友谊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绩,1997年1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借访华之机亲自授予他象征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1999年10月5日和6日,中俄两国政府分别授予他“中俄(俄中)友谊奖章”及荣誉证书。1996年名列伦敦剑桥的《国际名人辞典》;1998年名列印度新德里的《亚太名人录》;2000年名列美国的《世界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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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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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范先生给我签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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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指挥家秋里先生给我签的名。

        2001年10月14日,我去观看《我的莫斯科—苏俄歌曲合唱音乐会》,演出团体是“卡林卡”合唱团,指挥是顾夫林教授,主持人是北京音乐台的杨桦。俄罗斯驻华文化参赞也来了。我的位置是一楼16排28座,刚坐下,就发现前面通道上有一个瘦小的人坐在轮椅上,详合、沉静、坚毅,不时有人过来同他打招呼。啊!是薛范先生!我赶紧起身上前,恭恭敬敬呈上自己的音乐会门票请他为我签名,他微笑着给我签了名,我激动地连声说谢谢!我的这一举动感染了音乐厅里的观众,纷纷前来请他签名。尽管他坐在轮椅上显得有些低矮,但人们在心里和精神上却是在仰视着他。那天演出比较成功,只是在演唱《卡林卡》时男领唱嗓音出了点问题,薛范先生仍向他们投入了鼓励和期待的目光。2002年8月10日,我又一次去观看“卡林卡”合唱团演出的《走进俄罗斯—著名翻译家薛范先生译配苏俄歌曲音乐会》,指挥是常增志,主持人仍是杨桦。演出大获成功,“卡林卡”合唱团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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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声”合唱团也是我喜欢的合唱团之一,指挥就是秋里先生。他们的演出我是每场必到。
 

   在全国还有不少情系《200首》的演唱团体,如武汉、长沙的“喀秋莎合唱团”,以知青中的高校老师和文化人为主,只唱俄罗斯等外国歌曲,一般人进不了这个圈子。俄罗斯南联邦大学代表团(位于顿河边的罗斯托夫,梅德韦杰夫毕业于该校)来武汉访问并与武汉大学教授合唱团联欢,他们对中国老教师会唱这么多俄罗斯歌曲感到很惊讶,非常感动和感慨,因为现在俄罗斯的中青年基本不会唱这些老歌了。在哈尔滨索菲亚大教堂里有个合唱团,只唱俄罗斯歌曲及其他外国歌曲。其中的天韵女子合唱团每周都要在教堂里进行表演,每当在这里进行演出时,中外游客都会驻足欣赏,为这座古老的东正教堂平添一丝特有的风情。她们表示将一直地唱下去,歌声没有国界,要让歌声成为桥梁,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美誉名扬四方。在哈尔滨南岗区文化馆还有一个俄语合唱团,专唱苏俄歌曲。他们在中央大街、阿列克谢耶夫教堂广场及其他场合用俄语演唱苏俄歌曲,歌颂中俄友谊,精彩动人,受到观众好评。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他们的演唱获得了优秀奖。他们还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就曾视察并观看他们的演出,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我有朋友在哈尔滨,我跟他们讲我再去哈尔滨时就专门去听这些合唱团的演唱,朋友欣然允诺,并说除此之外也一定要去吃“杀猪菜”。

《200首》伴我一生,也影响了我一生,在它的召引下我没有在命运和苦难面前低过头。正如杜纳耶夫斯基的《快乐的人们》中所唱:

歌曲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

它像朋友在召引着我们。

谁若一生和歌曲同行,

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会消沉。

 如今我们这些“老三届”已经步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当我们欢聚一堂唱起《200首》时,感慨万千,这不仅仅是娱乐,也更是在寻梦。也正如《梅姬,当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中所唱:“如今我们已白发如丝,多少人生的苍桑已经历,我们像小鸟歌唱,歌唱我们的少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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